慈善 不只是富人的专利

　　　　　　　　
　　从法律层面讲，财富是私有的，但在道德和价值层面，超过生活需要的财富就是社会的。“在巨大财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美国上世纪初工业巨子卡内基这句话代表很多慈善企业家的信念，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商人巨贾们加入到慈善事业中来。

　　“25厘米。一厘米表示60公里，一共1500公里。不算远，走！” 　　

　　5月12号，山东莒县村民刘中明看到电视报道的汶川灾区情况，很快找到几个村民，一起琢磨着能干点啥。“那么多人被埋着，赶快救人去啊！” 　　

　　5月13日早饭后，村民刘光波家，一场研究前往四川救灾可行性的紧急会议在这里召开。 　　

　　大家围在刘光波家的一张中国地图周围，刘中明拿出一根线，一端固定在山东莒县，一端固定在四川成都，用最原始的方法量着距离。 　　

　　10位汉子凑了3000元钱，购买了38件矿泉水、50箱方便面，作为救灾物资；又提上50公斤山东大煎饼作为一路的“给养”，开着一辆农用三轮车就上路了。当记者来到绵阳安县黄土镇安置点寻找时，他们正忙着搭帐篷、卸物资…… 　　

　　人们记住了这10个普普通通的农民的名字：刘中明、刘光波、刘中富、刘中停、刘中彩、刘守华、刘守秋、刘守欣、刘守贵、刘光瑞。这个被网友称为“最牛的救灾队”的农民自发组织的救灾队，在汶川救灾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尤其重要的是，在我们今天建立和谐社会的当口，这个救灾队绝对具有标杆意义。

　　慈善绝不仅仅是富人的专利 　　
　　最近，世界第一富豪盖茨决定两年内淡出微软公司的业务，专力从事慈善事业。世界第二富豪、“股神”巴菲特决定向慈善基金会捐资37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交由盖茨夫妻的基金会管理。这两件事都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盖茨和巴菲特均为美国人。在美国，慈善文化有相当长的历史（与美国国家的历史相比而言），有其独特的理念和做法。据说，美国慈善文化主要基于一种新教理念，即富人只是财富的社会管理人。这也就是说，在法律上，财富是私有的，但在道德和价值层面，超过生活需要的财富就是社会的。 　　

　　卡内基写了《论财富》一文，被称为“财富福音书”，简明而直率地阐明与此相关的理念。 　　

　　卡内基认为，把多余财富作为遗产让亲属继承，虽是人之常情，却往往给接受人带来利少弊多的影响。“我给儿子留下了万能的美元，无异于给他留下了一个诅咒。”他对国家征收累进遗产税的做法表示欢迎，认为“国家通过征收遗产重税表明，它谴责自私的百万富翁的毫无价值的生活”。卡内基毕竟是白手起家的财富拥有者，因而具有超越金钱的生活体验和价值意识。

　　卡内基认为，处置多余财富，让其真正有益于社会是一种本领。“赚钱需要多大本领，花钱也需要多大本领。”他不大主张把财富零零碎碎地分给老百姓，而是采取办企业的方式管理，其目的却是为了公众利益。卡内基本人办了有名的基金会，向贫困人群、教育和文化事业提供资助。当前，盖茨的慈善活动也是通过基金会方式进行。卡内基认为，不分对象地大发善心是人类进步的障碍，济世救人之举主要应考虑如何帮助那些能自助者。 　　

　　卡内基认为，富人的责任是“成为生活简朴无华的典范”，将多余收入视为由其管理的信托资金，让有思想而且认真的人精心筹谋运用。富人行为是否得当应由“明达的公众情绪”判断。富人应在生前处置好自己的财富，使之有利于公益。 　　

　　慈善不仅仅是富人、“精英”的事，平常百姓都可以做。像文章开头提到的“山东莒县农民救灾志愿者”，像河南人姚义德夫妇17年来靠捡破烂、干杂工为生，却先后收养了10名女婴，像山东胶州的79岁老人梁志云，23年来抚养照看了200多名孤儿弃儿，等等。可见，通过做善事，寻常百姓照样可以提升自己的自尊和人格，赢得人们的尊重，慈善不只是富人的专利。

　　慈善传统培养民众社会责任感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其历史并不漫长，但其慈善文化积淀非常深厚。美国慈善活动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欧洲的基督教教会。虽然美国的慈善文化最早源于欧洲基督教的教义，但现代美国慈善文化却主要基于一种新教理念，即富人只是财富的社会管理人。也就是说，在法律意义上，财富是私人所有的，但在道德和价值层面上，超过生活需要的财富就是社会的。卡内基认为，处置多余财富，让其真正有益于社会是一种智慧，花钱需要的智慧与赚钱需要的智慧同样重要；致富的目的应该是把多余的财富回报社会。富人行为是否得当应由“明达的公众情绪”来判断，富人应在生前处置好自己的财富，使之有利于公益。“拥巨富而死者以耻辱终”成为世代为人传诵的名言。 　　

　　美国人有着务实而进取的心态，一方面，他们舍得消费，该花的钱绝对不抠门，但也绝少铺张浪费；另一方面，他们对社会有着普遍的责任感，公益捐助被视为捐赠人的权利和精神寄托。美国人认为，慈善捐助能给捐助人带来满足感，既有内心得益又有声誉得益。因此，他们一边赚钱，一边将钱回报社会，富豪们如此，普通民众亦如此。

　　慈善有助于缓解两极分化 　　
　　我们为什么需要慈善？对于中国来说，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的“第三次分配”理论或许可以成为认识这个问题的一把钥匙。 　　

　　厉以宁在谈到这个理论的时候表示：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一次分配；通过政府调节而进行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二次分配；个人出于自愿，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被称为第三次收入分配。在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之后，社会协调与发展方面依旧会留下一个空白。不管留下的空白较大还是较小，都意味着在社会协调发展方面还有一些工作去做。因此，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性就突出了。由于第三次分配是人们自觉自愿的一种捐赠，因此它的影响是广泛的，它所发挥作用的领域是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无法比拟的…… 　　

　　显然，厉以宁在提出这个理论的同时，直指中国社会目前存在的一个尖锐问题：贫富差距的扩大。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调查数据，就全国而言，2002年收入最高的1%人群组，获得了全社会总收入的6.1%，比1995年提高了0.5个百分点；最高的5%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近20%，比1995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最高的10%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近32%，比1995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而2002年，全国基尼系数达到了0.454，远超过国际标准的0.4之安全指标。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逐渐扩大。 　　

　　面对这种境况，西方国家的情况显示，进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扩大社会慈善事业已经成为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美国贫富差距同样严重，但美国的富裕阶层的企业和个人，每年通过各类基金会做出的慈善公益捐助有6700多亿美元，也就是说，通过第三次分配的财富，占到了美国gdp的9%。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的邓国胜副所长说：“贫富差距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贫困是滋生犯罪的土壤，如果一个企业经常要面对黑社会上门收保护费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个企业也很难获得一个好的发展环境。所以企业家进行慈善活动，消除社会贫富差距，客观上也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措施。”